靳云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各省军人只好自己想办法，王占元在湖北擅自发行地方公债，李厚基在福建滥发省库券，冯玉祥更是在信阳扣留下京汉路款。另外，北京的参谋、陆军、海军等还组织了规模不一的“索薪团”，通电请求救助饥寒，将军府的将军们也请求政府给资遣散。清朝的时候有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的说法，可到了民国时代，满京城都是穷官，靳云鹏的内阁也成为皖系掌国以来最穷的一届内阁。
（三）
更让靳云鹏头大的是，本来政府就够穷了，到1921年2月，外国各大公使又发来照会，催偿到期应该偿还的外债1.5亿元，政府不仅借不来钱，还得还钱。其实造成北京政府如此窘迫最直接的原因，就是庞大的军费开支，各地督军独霸一方，为了地盘和利益大肆征兵，自然索要的军饷也就愈来愈多。自袁世凯去世以后，皖系一直都在主张“裁兵”，但是皖系自己就不敢裁，你不做又怎么要求别人？等到皖系兵败，皖系的部队大多都被裁掉，但直系和奉系扩充起来的兵力，却又远远高于被裁掉的兵力。
没有办法，靳云鹏只好电请曹锟、张作霖和新上任的两湖巡阅使王占元到天津会晤。其实，这个所谓的四巨头会议，不过是曹锟和张作霖的双雄会，靳云鹏和王占元只是陪太子读书罢了。会议刚开始还比较融洽，可等谈到钱和裁军的问题后，曹锟和张作霖就翻脸了，两个人越吵越凶，以至于把老好人靳云鹏也激怒了。靳云鹏甚至挂长途电话叫内阁替他准备辞呈，并且把家眷接往天津，把内务总长张志潭、农商总长王乃斌也叫到天津，准备办理移交。4月29日，为了缓和气氛，张作霖、王占元摆下酒席请靳云鹏、曹锟等就宴，曹锟、张作霖、王占元并于当天联名发出一封拥护内阁的电报，一场风暴才算平息。等几个人平心静气下来再开会时气氛就轻松了不少，不过谈来谈去，都是不痛不痒的国会问题，裁兵和钱的事情又都被搁置下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