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8] 这并不需要改变公平正义学说的许多内容。比如，除了其所属的构架之外，正义两原则和基本结构的意义与内容都是一样的。另外，正如我将要在稍后的行文中谈到的那样，《政治自由主义》强调了政治自律与道德自律的差异（见第二讲之六），并很谨慎地强调指出，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只包括前者。《正义论》没有作这种区分，在该书中，自律被解释为康德式的道德自律，是从康德的完备性自由主义学说中引申而来的（见《正义论》的第四十、第七十八、第八十六节）。
[9] 在强调“理性地”这一语词出现在该系统表达的两端时，我根据需要，对相互性的标准作了较《政治自由主义》一书更为充分的陈述。
[10] 例如，我们可以在145页所描述的第三种观点中看到这一点。
[11] 见《论自由》第三章，尤其是第一至第九段。
[12] 我想解释一下，严格地说，在这里不存在任何争论的余地。前面一段文字仅仅描述了一种制度情景，在这一制度情景中，公民们处于某些确定的关系之中，并考量某些确定的问题，如此等等。然后我们可以说，从这一制度情景中，产生了对公民遵循相互性标准的义务要求。这种义务缘于该书49页以后所刻画的个人之理性的理念。在T.M.斯坎伦的《允诺与实践》（载《哲学与公共事务》，1990年夏季号，第19卷，第3期）一文中，人们可以发现类似的推理，但所列举的例证却全然不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