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十多年后，当我发表《山中来信》时，我不知道弗雷隆先生是怎么发现这份证明材料的，并且还在他的文学刊物中引用了它。必须承认，这一发现很有利，恰逢其时，连我都觉得挺有意思。
我注定是一事无成。尽管加蒂埃先生尽其可能地把我的进步说得比较好，但大家看到我的进步同我的努力不成比例，这就无法鼓舞我继续学习了。因此，主教和院长灰心了，认为我不是做神父的料，把我还给了瓦朗夫人。但是，他们仍说我是个比较好的小伙子，一点恶习也没有。正因为如此，尽管人们对我有那么多令人讨厌的偏见，但她并没有抛弃我。
我神气活现地把令我受益匪浅的乐谱带回她家。我那《阿尔菲和阿蕾土斯》曲子几乎是我在修道院里所学的全部东西。我对这门艺术的特别爱好使她产生了培养我当音乐家的想法：机会很好；她家里每周至少举办一次音乐会，而且指挥这个小音乐会的教堂乐师时常来看望她。他是巴黎人，名叫勒梅特尔，是一位优秀的作曲家，非常活泼开朗，还很年轻，仪表堂堂，才气不高，但毕竟是个很好的人。妈妈介绍我认识了他。我很喜欢他，他也不讨厌我。我们谈了膳宿费，一下就谈妥了。一句话，我到他那儿去了，愉快地过了一冬，因为他的训练班离妈妈家只不过二十来步，我们一会儿工夫便走到了，并常常一起在妈妈家吃晚饭。
